儒家将友谊列为“五伦”之一，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对友谊的重视，古圣先贤对交友亦甚为注重。《世说新语·德行第一》记载：“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荀巨伯在生死关头舍生取义，不仅救了朋友的性命，更让敌军自惭而退，其行为让后人视为楷模，千古传唱。
自古有文人相轻之说，那么文人之间是否也存在这么深厚的友谊呢？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友谊就常让后人夸赞和艳羡，能拥有他们那般真挚的友谊确实难得。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与柳宗元同年进士及第，从此相识而成莫逆之交。
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已是一个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颓废朝廷，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了匡扶大唐社稷，救生民于水火，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于永贞元年（805年）实行了变革运动——“永贞革新”。
当时王叔文、王伾实行改革的时候，因触犯到宦官与藩镇的利益，不但为一批宦官痛恨，还为不少大臣所贬义和反对。到了唐宪宗即位，大伙纷纷攻击“二王”。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也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仅仅半年，革新便惨遭失败，宪宗下诏书把八个官员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官名），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伾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柳宗元和刘禹锡便是“八司马”之一，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被贬的行进途中，又接到朝廷的圣旨，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也让两人年轻时“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一步步走上破灭。为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诗中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赴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两个人分别在朗州和永州一住就是十年。元和十年，一个好消息终于从天而降，当年的“八司马”除了韦执谊、凌准已死于任上，其余六人都被一纸诏书召回京城，重新委派工作。刘禹锡和柳宗元终于又回到了长安。
一次，刘禹锡应友人之邀，在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赏桃花。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再次回到长安，刘禹锡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很有感触，于是便写了一首诗《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作很快在长安传唱开来。刘禹锡的文学才华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虽不拔尖，但也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升庵诗话》里赞之曰：“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道：“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由此可见，其诗之影响之大。其诗作自然也为朝廷的某些官员所关注，此诗被朝廷某些官员认为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的，上奏唐宪宗。
刘禹锡再次被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去做刺史。刺史比司马高一级，看似是提升，但是播州地方比朗州更远更偏僻，在当时还是荒凉之地，不适宜人居住。刘禹锡去也罢了，可他家还有八十老母需要人伺候，若跟刘禹锡一同到播州，如何受得不这苦。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记载：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柳宗元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试问有几人的友谊能肝胆相照到如此境界，亲兄弟也未必吧。因此在柳宗元油尽灯灭，客死柳州任上后，刘禹锡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然后又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并收养了柳宗元一个儿子。可以说没有刘禹锡，也就没有柳宗元文集的刊行于世。《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等经典美文，可能也会如流星一般消逝在远古的天空，不为世人所见，无法被今人所吟咏和传唱。
从两人相互之间的题赠中，也可以得知柳宗元和刘禹锡友谊的深厚，其中他俩在衡阳分别时的情景，最为凄凉和让世人动容。柳宗元于离别的船上作《重别梦得》，感慨万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临舍翁。”刘禹锡内心亦是同样悲苦，却在酬答对柳宗元只是进行劝解与宽慰：“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后来刘禹锡获知好友柳宗元的病故，顷刻间便泪如雨下。
真正的友谊是什么?是由衷的信任，是永远的无私，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和从不撒谎的诚实以及不求回报的奉献，是如刘禹锡与柳宗元这般，至真至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