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心耿耿、犯颜直谏的忠臣，如魏徵，如海瑞。曾经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大将与他们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只要是出以公心，就应该敢讲话”。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粉碎“四人帮”后，又是黄克诚，就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作出了客观冷静、语重心长，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评判。
摘自《走进怀仁堂》董保存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质疑“大跃进”
说起黄克诚大将，熟悉他的人会告诉你他的两个很不雅的绰号———“黄瞎子”和“黄老头子”。
叫他“黄瞎子”是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了眼镜就模糊一片。有时候夜行军，前面的人说有坑，要跳一下，他就跟着蹦。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个影子，以为是他们司令部的什么人，就拍着那人说：“小伙子，好好走！”人们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一匹白马的屁股……
叫他“黄老头子”，是因为他有气管炎，咳起来很厉害，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衣着打扮，有时候和农村的老人别无二致。一次，他到十旅的司令部去。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去，说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们的刘震司令！惊动了刘震，他出来一看，是黄克诚，就说：“这是黄师长！”
别看黄克诚的身体不是很好，他的骨头却是很硬的。这在党内外有口皆碑。他一生坎坷，多次挨整，但秉性不改，还是敢说，敢讲，敢唱反调。
庐山会议，黄克诚是被毛泽东电召上山的。上山前，他曾经到过湖南农村，也见到过彭老总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说实在的，他是反对“大跃进”的。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搞人民公社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大势所趋，但他认为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后来他到过湖南农村，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颇有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黄克诚担忧地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不敢讲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
他还说：“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的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多少万吨钢……”
他上山时，庐山正是云雾弥漫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书已经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到的当天晚上，李锐、周惠和周小舟来看他，认为在小组会上不能多谈缺点，谁说了都会有压力。
黄克诚说：“我在书记处会上讲过，我黄克诚也算是个敢讲点真话的人，现在也不好讲了。”谈到彭老总的信，他说：“写信干什么？有话去找主席说就好了。”
他们问他对彭德怀信的看法。他说：“我没有细看，粗看了一下觉得有问题，有漏洞，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再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
为什么不能对彭说，黄克诚当然知道。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历史上的那些恩恩怨怨，他也知道。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看法上有分歧，而且支持者占了上风，他更是清楚。对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他也明白，叫他上山来自然是要他讲话，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与毛主席争辩
明明知道这些，但到了小组会上，他依然坦率地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
他对前些天会上讲“大跃进”不足的《会议记录》中的三条缺点，还觉不够，还要补充以下几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头一条为主导，后两条与之有联系。
越说他越有气，“现有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有好心者向他使眼色，他不管，还是要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浪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这好吗？我们一天到晚对群众说，要人家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的干部吃那么好，群众听吗？”
他的这些话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欢迎，也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论。那次会上，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他谈过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黄克诚总是“执迷不悟”。
实在不行，毛泽东要亲自出马和他谈话了。作为毛泽东提名的总参谋长，应该说他身上有毛泽东欣赏的东西。毛泽东找他一起共进了晚餐。毛泽东天高地阔，无所不谈，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当他们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这时黄克诚说出了字字千钧的一句话：“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此后毛泽东又和他谈过许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只是不同程度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主席给我戴五顶帽子，我和他争论起来了。说我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不同意。我和彭在一起共事，有的事情见解一致，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歧也很大，怎么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说我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我说，我怎么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是你调我来当参谋长的嘛！我说我不行，是你非要我当。再说，他在山上，我在山下，相隔几千里……主席说我们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我们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啊？如果说我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
抵制“抢救运动”
如果说黄克诚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恐怕不下十次。红军时期，黄克诚去三军团，正是立三路线占上风，上上下下都吵嚷着打大城市。黄克诚认为这是头脑发热，以卵击石。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后，研究下一步行动，他又反对攻打大城市，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撤销了准备委任他为纵队政委的任命。
黄克诚自己说过：“我和彭老总的关系，可以说是合作了一辈子，也吵了几十年，有时候是他对，有时候是我对。我当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时，在大楼里吵，不少机关干部都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吵哇？为了工作，言不及私，吵了也不会影响关系。”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三军团在广昌开会。黄克诚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了三师政委的职务。长征途中，他又因为反对打消耗战，被认为是“右”倾，调离他所在的三军团四师，当了司令部的侦察科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苏区打“AB”团，一开始，黄克诚也跟着杀过人，这使他一生痛悔不已，直至晚年，还在为此痛心。到了大打“AB”团的时候，他就拒绝再乱杀人了。他还安排被怀疑是“AB”团的人藏起来，坚决顶住肃反委员会的杀人命令，其结果不仅是被撤职，险些自己也掉了脑袋……
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黄克诚在新四军第三师又唱起了反调。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中央的指示，黄克诚也不能不执行，但他有自己的办法———在他所领导的三师七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他亲自坐镇，实地考察。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一经审问，就开始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人，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黄克诚来听汇报，听着听着，他坐不住了，说：“好了，这样下去，七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人来。”
当时被派去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说：“那怎么办啊，怎么向中央交代？”“马上停下来，有问题我负责。”他说这话的时候斩钉截铁，“马上把抓起来的人都放出来，把他们的善后工作做好。绝不能再这么搞了。”这话如今听来很简单，但当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呀！回到三师，他下令，所有部队停止“抢救”，发现有问题的人，按照正常的手续处理。
对陈老总提意见
1940年，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以后，韩德勤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指挥部决定借黄桥决战的东风，攻占曹甸，一举消灭韩德勤。作为五纵司令员的黄克诚不同意，他认为当时还在搞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苏北形势看，我们的队伍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和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到处捣乱破坏，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而敌人的情况就很不同了，那里是他们的老窝，要想一下子吃掉他们是很难的。
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华中指挥部作了陈述，但没有被认同，中央批准了攻打曹甸的计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克诚虽然不同意打曹甸，但他必须执行命令。
战斗是11月29日打响的。在隆隆的炮声中，黄克诚又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了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直至会理、甘泉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我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黄克诚的意见又一次被认为是保守而不予理睬。结果，此战敌人虽有较大伤亡，而我们有2000多名将士血洒苏北。战后，自然要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的华中局领导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黄克诚的“右”倾保守造成的，因而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而实际上，由陈毅兼任的司令员并没有到任，五纵司令部的事情还是要黄克诚来管。
后来，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专门批评黄克诚。黄克诚据理力争，会场气氛十分严肃，刘少奇、陈毅都在场，他们都对黄克诚的态度不满。黄克诚说：“我没有必要检讨，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的失误。”
“黄克诚，你这是什么态度？”“就是因为你‘右’倾，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
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在会上作了一个检讨，对有些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而胸怀坦荡的陈老总到了1942年，在总结曹甸战役时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说：“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
正确评价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后来又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在这段时间里，他有过两个看来和中纪委的工作关系不是很大的讲话———这又涉及两个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和叛党叛国的林彪。
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黄克诚说他要讲话，已经双目失明的他是在别人挽扶下走上主席台的。他没有讲稿，也不用讲稿，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坐在台上，开口便说：“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他从我党我军的创建说起，讲到毛泽东在危机中怎样挽救革命，讲到毛泽东受排斥后，中国革命受到的损失；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他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没有套话，没有官话，会场上安静极了。会后的反响强烈极了。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也有人说，这完全文不对题！
后来，有人送来了他的讲话录音整理稿，说：“黄老，你的这个讲话可以拿出去发表。”他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于是，这个稿子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小平同志很快看了，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
黄克诚的讲话新华社发了通稿。稿子一见报，反应更加强烈，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几百封来信。多数的信当然是赞成他的讲话的，也有少数人来信骂他，说他是老糊涂，是老僵化……
秘书选了一些信来给他读。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的意见。”
于是秘书把4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提心吊胆，他却开怀大笑：“有味道，实在精彩。”停了一下，他又说：“可惜不知道写信的都是些什么人，我很想同他们探讨一番。”
秘书照他的意思，找了几个信的地址，准备和当地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老又说：“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此事只好作罢。
客观评价林彪
对林彪的评价就更有黄克诚的性格特点。他出任中央军委顾问以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同志写了林彪的条目，送请他审读。听完条目，他让秘书再念一遍。听完，他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是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
秘书很快通知了有关的同志。于是在北京郊区他养病的地方，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你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要讲几句话，我也有责任讲几句话。我也是一个老同志。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先说几句题外话，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的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的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词，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现在我也要说林彪几句。他和我早就认识了，井冈山会师，就见到了他。以后我们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触。在红军时期，朱毛手下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确有指挥能力，算得上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林彪生前我这么说，林彪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了红军时期，又说抗日战争，再说进军东北。黄克诚认为，林彪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去东北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万人，到出关时，有120万部队，这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是东北地区和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这历史功迹不能抹掉……
他还谈到了《毛选》中收录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林彪当时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写进条目中，这点也值得斟酌。在我们党内，一个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写信直陈己见，尽管意见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级反映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本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即使现在，也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一个人提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不是反党反革命言论，都应当允许提，提错了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嘛……”
别人并不知道，就是在“文革”中最乱的日子里，有人给黄克诚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有些事林彪是知情的。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谁知林彪不光没有为他说话，反而更加重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公道地对他。”黄克诚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