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陈毅与徐志摩，一个是年仅25岁、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的革命者，一个是才30岁就誉满诗坛的著名诗人。对于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两人都是系念于心的。围绕着列宁对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辩。
徐志摩借题“谈革命”
1926年1月，正在北京从事学生运动的陈毅，“为了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将自己在列宁学会的一篇讲话稿《纪念列宁》寄给当时主编《晨报副刊》的诗人徐志摩。
陈毅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而作。它主要阐释了列宁对世界的意义，以及其对中国（尤其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影响。
文章开头指出：“列宁于一九二四一月二十一日逝世，到了现在恰两周年，值得我们纪念。”“在这一年中的中国，国内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高涨扩大，五卅运动的爆发，反奉战争的胜利，全国驱张要求国民政府的普遍，广东革命政府对内肃清反革命派、对外使香港成为荒岛，这些重要事件都是列宁主义在俄国得了胜利后所影响且为所促成。在这重要事件中尤其重要的是工农阶级表现了他的领导国内革命的力量，使一般敌人惊吓恐惧。而他自身更可称述的还在认识了他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工农阶级———得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什么？那就是他的领袖列宁生前所训练所指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中国支部。这支部以列宁主义为武器，这一年间在中国从满洲里到广州使帝国主义损失。明白的说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八十多年到了现在———世界革命领袖列宁逝世的第二年———才受了大打击，至少丧失了一块久为他的殖民地的地盘。”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陈毅这篇稿子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对于列宁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评价还是相当充分的，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有这样清醒认识的人是不多的。
徐志摩收到陈毅的这篇稿子，对其中的观点并不赞同。他立即给予回应，写出一篇长文《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4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徐志摩的长文以陈毅的稿子为引子，说：“我这里收到陈毅曲秋（注：曲秋为陈毅笔名）先生寄来的一篇油印的讲话稿……”“陈先生的，是一个鲜明的列宁主义信徒的论调。他肯定（一）列宁主义，或第三国际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唯一的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唯一的武器；（二）中国共产党是间接受列宁孵育的；（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工阶级的党；（四）国内国民革命运动是共产党，就是农工阶级，领袖指挥的；（五）因此，所有我们国民革命运动的成绩如上文列举的，直接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间接是俄国革命或列宁自身的灵感。”接着，针对陈毅的观点，徐志摩指出，中国社会需要的是“觉悟”，是“警醒”，而不是昏迷的“邪梦”。他用了西方的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认为“这是所有个人努力与民族努力唯一的最后的目标”。这就为他后面的话埋下伏笔：“但自从马克思的发现以来，最时行的意识论不再是个人，不再是民族，而是阶级了。”
应该说，对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观点，徐志摩是有所接触的，这从他后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来：“阶级，马克思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到处看得见的现象；阶级，按他说，往往分成压迫的被压迫的两种，这俩永远在一种战争的状态，有形或是无形。”既然是处在“战争的状态”，那么“革命”就逻辑地成为必然。而这，恰恰是徐志摩不能接受的：“革命，至少它的第一步工程，当然是牺牲……”
基于此，徐志摩指出：“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至于中国，我想谁都不会否认，阶级的绝对性更说不上了……纯粹经济性的阶级分野就更看不见了———至少目前还没有。”
对于列宁，徐志摩虽承认“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他的精神竟可说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百年内是决不会消散的。”但却表态说：“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因为“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徐志摩几乎与当时西方世界对列宁的判断一个腔调：“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在徐志摩看来，列宁主义也不见得就是适合中国的良药：“他的决不是万应散。在政治学上就根本没有万应散这种东西。过分相信政治学的危险，不比过分相信的宗教的危险小。”
徐志摩在文章最后以教导的口吻指出：“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不比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
陈毅全面而锐利地辩驳
陈毅对徐志摩这样的态度，这样的针锋相对，当然难以接受。他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以通信的形式，分五个部分全面而锐利地回答了徐志摩《谈革命》一文。
在“引子”部分，陈毅对徐志摩的文章作出一个定性：“我寄了一篇油印稿给徐志摩先生，为的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果然引起了徐先生一篇《谈革命》的妙文，词旨渊懿，极尽讽刺挑拨之能事。”根据徐志摩的态度，陈毅说：“他坐在研究系的报馆里，拼命宣传共产主义（注：原文如此），染了《晨报》的恶习，他完全研究系化了。”对于自己的主张，陈毅相当自信：“今晚抽一点时间写这几句，与其说是与徐先生辩驳，毋宁说是促徐先生猛省。”
陈毅在文章第二部分“共产党与国民党”，对当时正处暖热期的国共两党合作，作了大胆预期：“中国的民族一定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之下要解放，这不是我的大话，而这是历史的必然。”陈毅认为，徐志摩在文章里多引用自己强调共产党成绩的话，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挑拨离间。因此，他指出：“我劝一般同志们在革命工作用工夫不必管闲话。”他认为自己驳徐志摩，是“向一个不投臭味的人说空话，岂不是自讨没趣！休矣！但我为了宣传终不能（注：疑漏一‘不’字）说下去！”
针对徐志摩文章强调“认识你自己”，陈毅在文章第三部分就以此为题：“我要请问这‘自己’怎么认识法？……平白地以浅陋的主观见解，以教训的口吻对付一个不曾相识的人，胆敢开口便骂别人为‘而是盲从一个根据不完全靠得住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遂骂别人为‘弄弄火捣些小乱子’的小儿。”陈毅义正辞严地指出：“我敢认识我自己，我更认识我的国我的世界……但是为了一般民众，自己完全不能沉默，尤其要完成自己不能起来奋斗……幸而有了觉悟，知道一个人不能完成了社会，决不能完成自己。”
陈毅在文章第四部分以“我恭请徐先生到内地去旅行一次”为题，指出“他（注：徐志摩）能到工农中游学一次，至少会变更主张，或者共产或者不共产。”否则“眼睛不顾事实，悬想一种应该怎样办的姿态来否认由经验而得来革命教训。列宁主义是什么，不过是一部能最后解放工农阶级的理论与策略。只要有了一个工人一个农人假若他是有生存在世界上的权利，他当然应该起来图他自己生活的改进，一个如此，十人百人千人万人都如此，他们当应该联合起来干他们自己的事。我们的工作不过促他们觉醒而已。”陈毅认为徐志摩代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当然要反对这样的主张，因此讥讽道：“可怜的人！坐在资产阶级的坟墓上，坏了你一世的聪明。”
陈毅在文章最后部分用“列宁！纪念列宁”做标题，指出：“徐先生你不要怕他，他或者能够救你。列宁的声威虽与耶稣可以抗颜而行，但是他俩绝不相同。耶稣是一个武器权利阶级的武器，所以愚弄苦人们的。列宁也是一个武器，苦人们的武器，苦人们用以防卫自己的。”针对徐志摩对列宁的评价，陈毅说：“徐先生说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是千对万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口号与警句后面没有不是包含着无数的理论、策略。口号与警句发出以后便一定要引起实际革命的行动。”他批评徐志摩：“你既然懂得他是个编口号制警句的圣手，你何不去探索他的意义，参考他的行动。你既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你当然要有你个人主义的不可屈挠的坚强，你何以怕他‘铁的手铁的心’呢？你的个人主义能在他面前低头这也许（注：疑漏‘是’字）你可以再生的好消息！你勉力罢！”
针对徐志摩的告诫，陈毅指出：“‘青年人！不要轻易诅咒（注：徐原文为‘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这个事实且因为徐先生的老板一干子东西不知道历史教训，拼命助纣为虐要造成第二回，我也不能不出马抵御。徐先生不要责备共产党人铁的心，铁的手，你且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宝刀，与学士文人们的刻薄的刀笔罢。不要以为做文章是好玩的，以为趁热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陈毅这里几乎全用了徐志摩的语句，但意义全然成了反讽。
陈毅言辞激烈的辩驳文章，刊于1926年2月4日《京报》副刊上。
陈毅与徐志摩的这次激烈论辩，距今已有八十多年时间。当初的陈毅，不过25岁；当时誉满诗坛的徐志摩，也不过30岁。但是，对于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却都是系念于心的。从社会的发展看，陈毅对于理想的追求，显然更为高远，而且他的许多见解已为历史的演进所证明。后来成为革命将领的陈毅，在给一位国际友人的信里，谈到自己早年的文字活动，其中特别列出这篇《在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与徐志摩的争论》，并称“这些文字都是在党影响之下写的”，可见，陈毅是看重这篇显示自己观点和激情的文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