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美建交、美台断交前，中美关系因为，长时间处于僵局。其实在美台几十年恩怨中，同样写满利用与操控、斗争与妥协的故事。美国理想的对台政策是在保存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打着“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旗号，不牺牲其作为“世界领袖”的威望，同时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维持台海现状。
杜鲁门政府厌恶蒋介石政权
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厌恶与猜疑，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史迪威与蒋介石的龃龉，史迪威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他对蒋介石的统治极为反感，他说：“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中。”这种厌恶到《白皮书》时达到高峰。
1949年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这让美国有很深的挫折感，“失去中国”让杜鲁门政府的中国政策受到国内外政敌强烈的批判，于是当年8月5日调整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来自我辩解。白皮书中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外，还说蒋介石与过去的军阀并无区别，把国民党的惨败，归结为“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
本来出自杜鲁门政府推卸责任，后来成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多数美国官员与决策者深信不疑的论断。他们认为国民党无药可救，再多的美援也不过肥了台湾国民党的高官，既救不了大陆，当然也保全不了台湾。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在同意中立台湾海峡的同时，声明美国再也不给国民党“一个子”，因为以往给蒋的美援“全被用来投资美国的房地产了！”后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还指控蒋介石与孔宋家族从美国援华的350亿美元中窃取了7.5亿美元，并称他们都是“贼”。
虽然情势发展让杜鲁门政府不得不为台湾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许多官员仍怀疑蒋介石政权是否值得援助。到1951年，尽管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巩固了对台湾的统治，美国还是热切希望能再扶植一个亲美新政权以统一台湾和大陆，美国驻台湾第一位“大使”蓝钦在给腊斯克（后成为国务卿）的信中指出美国若打算除去蒋介石，就该积极进行。不过美为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不愿意公开支持政变或以联合国托管形式来除去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
金门问题是美国人自己套上的“绞索”
第一次台海危机时，英国等西方国家一开始就认定，要解决台海问题必须逼台湾国民党政权放弃金门外岛。金门外岛的弃守问题，屡屡让美国决策者深陷于“极端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毛泽东形容金门是美国自己套在脖子上的“绞索”。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大家都同意，如果那些小岛沉到海底就太好了。杜勒斯在台海危机时，也同意终究得放弃金门，只是不宜在中共炮火下马上撤退。1955年，他们给台湾的理由是要保金门只能用核武器，伤害太大，美方提出封锁大陆东南沿海，增加驻台美军等诱饵，却被蒋介石一口回绝。对于没有多少领土可供再撤退的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言，已经三番两次宣称要死守金门，而且早已经声明反攻大陆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没有成功的希望，台湾国民党政权实在没有多少人民的信心可供挥霍。
1958年危机重演，呼吁台湾放弃外岛的压力也一样随危机气氛俱增。美国再度要求台湾国民党政权配合“国际舆论”接受外岛停火、不以武力反攻，并在外岛减防。台湾立即反驳说：若国际与“国内”支持两者只能择一，台湾国民党政权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失去国际支持的后果。不过在国际呼吁放弃外岛的呼声愈来愈高时，蒋介石终于在记者会上强调：今日的金门，只是台海的屏障，而不是我们反攻大陆的基地。
为了诱使美蒋撤出金门，中共于1958年9月6日发表声明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在9月15日的会谈中承诺争取和平解放台、澎，并保证在一定时期内不对台、澎使用武力，这在中国政府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美国政府很重视中国提出的方案，在与中国代表会谈得不到回应后，9月30日杜勒斯干脆公开声言，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
然而毛泽东已经改变了想法，他在10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联蒋抗美”策略。他觉得把金门让给大陆是杜勒斯的方针，想以此交换不收复台、澎。他转而发觉：我们跟蒋介石有共同点，美国想霸占台湾，逼蒋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蒋介石和蒋经国都还有一点反美的积极性，鉴于最近台北发生蒋介石策动的打砸美国大使馆的事情，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和蒋是有共同点的，不让美国完全霸占台湾。
随后，毛泽东托人转告蒋介石，说只要蒋能抵制美国，就可以跟他合作。既然要向蒋介石示以善意，大规模的炮击自然就不再需要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至此迅速化解。
反攻大陆“偏师”遭瓦解
1949年末到1950年，在大陆失败的国民党残军一部退入缅甸、老挝、泰国边境金三角地区。缅甸政府军虽然多次围剿这股残军但均以失败告终，不得不于1953年在联合国提出抗议。在联合国监督下，1954年9月，大约5500名国民党残军和1500名家属撤往台湾。许多人因为已经同当地人通婚，建立了种植和输出毒品的基地，财源茂盛，仍有残军5000多人无意离去。台湾当局也企图利用这股残军侵袭骚扰中国大陆西南边境，配合实现其反攻计划。
1960年4月，中缅两国领导人就消灭边境地区国民党残军问题达成共识，随后两国军队协调行动，攻击残军的基地和机场。美国政府担心这股残军给中国提供进军东南亚的口实，另外也担心台湾言而无信，不仅丧失国际信誉，而且殃及在国际上支持台湾的美国，所以一直督促台湾当局撤出这股残兵败将。
1961年2月肯尼迪政府新任国务卿腊斯克第一次会见台湾“大使”叶公超时，就敦促台湾当局制止在缅甸的残部窜入老挝捣乱，以免给中共出兵老挝提供口实。
2月15日，一架台湾飞机在穿过泰国北部企图给缅甸境内的残部空投补给时，被缅甸战斗机击落。22日由腊斯克发给美国驻台北大使庄莱德一封措辞相当严厉的电报，等于最后通牒，警告蒋：如果再用美制飞机给那里的残部提供美国物资，将构成“对美国政府的一种重大冒犯和违背义务”。
蒋介石深受震动，2月25日在住所召见庄莱德，声称他的政府会把“接受我们影响的那些人撤回台湾”，并停止空投补给留下的那些人。美国同时警告泰国政府不得在境内给台湾运送补给的飞机提供加油等便利。
在随后展开的撤军中，美国承担了部分遣返费用，泰国提供了集结地和空军基地，由台湾空军将4300名残军及家属运回台湾。虽仍有两千多名残军散布在缅、泰、老边境，不过从此这一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对当地政府和中国南方边境基本上不再构成威胁，蒋介石“反攻大计”中的“偏师”就这样瓦解了。
1960年代中美会谈消解蒋反攻企图
1962年，中共在外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认为此时是千载难逢进犯大陆的好时机，他在台湾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准备反攻大陆。并成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同时国民党军队还在美军的参与下，在台湾南部地区举行了代号“昆阳”的作战演习。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共和毛泽东的极大警惕，立即作出紧急军事部署，向东南沿海调集重兵。
中国在福建前线地区集结重兵的行动，给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对华政策面临是否卷入战争的考验。自1955年以来，中美间进行时断时续的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而后转移到华沙，这是中美间交流的“门缝”。当时中方的代表是王炳南大使，从1962年3月1日第108次会谈开始，美国由卡伯特出任谈判代表，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6月23日下午，王炳南大使邀请卡伯特“茶叙”。卡伯特宣称自己奉命声明：美国政府在当前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进攻。根据条约，未经美国同意，台湾不得对大陆发动进攻。对于中国在福建集结重兵，如系防御之意，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有进攻意图，将存在美军卷入的严重危险。在王大使的追问下，卡伯特保证美国会从言和行两方面澄清自己与进犯没有干系，并将谋求和平。
据王炳南二十多年后回忆，卡伯特甚至说过，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在卡伯特当天的报告中提到，他要求中方保证不进攻台湾，王炳南长时间考虑后，回答说并不存在中共进攻的问题，问题是台湾正在组织进犯大陆。卡伯特对未能达成相互保证表示遗憾。王急忙补充说：现在并未面临中方谋求武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进犯，整个情况的性质就变了。这次会谈应该说使双方都摸了底，两位大使立即把情况电告国内，对两国政府了解对方意图，作出理智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档案解密蒋墨会谈
1961年起，阿尔巴尼亚每年都会提出接纳北京、驱逐台湾的提案。1970年这个提案结果是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因不足2/3票数遭到失败———但赞成北京的国家首次赢得多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预料北京将在1972年取得胜利。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酝酿“双重代表”方案，不明确规定谁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回避安理会席位问题，使中华民国能够保留其席位。
根据最近解密的尼克松档案，备忘录NO.OO8记载，1971年4月23日下午蒋介石在台北孙逸仙纪念堂接见了里查德·尼克松总统的私人代表罗伯特·D·墨菲。蒋说他理解美国的提议，但是指出必须认识到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它还会涉及到某些法律的原则。
蒋说他能够理解尼克松总统所受到的压力。不过，联合国位于美国的领土上，而且美国是该组织的最主要的会员国。如果联合国宪章受到篡改，将会损害世界对美国的尊敬和信任。墨菲开玩笑地说有些会员国赞同将联合国迁出美国。
蒋说从法律角度来看，应保留此前的“重要问题提案”作为禁止中国共产党人加入联合国的首要手段。虽然会有来自其他方的强烈反对，但不应该为了抚慰北平而抛弃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墨菲感叹道，如果这个原则理应被推断到逻辑结论上，那么现有的某些会员国也将不得不被剥夺资格了。
蒋说当其他国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原则时，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就不应该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墨菲遗憾地表示，美国还不得不容忍像古巴这样敌视美国的联合国会员国呢。
蒋再度强调，如果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席位被取消，中华民国将没有选择余地，只有按照中国谚语所说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准则行事。墨菲打趣地评论道，如果我们在老方案的情况下遭遇失败，那才是真正的玉碎了。
蒋要求墨菲转告尼克松总统他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尼克松先生竟然建议他的女儿特里西娅去中国大陆度蜜月，甚至他自己也表示了访问大陆的愿望。如果有一天中华民国离开了联合国，全世界将会知道并不是由共产党人强逼赶走的，而是由美国赶走的。
台湾游说团改变不了“不确定的友情”
不管美国是什么党主政、对华政策的决策人物是谁，美国影响外交的行政部门与国会总是互相牵扯。这样的政治构架决定了游说团的存在。台湾游说在美国历史悠久。1940年代，宋子文、宋美龄为争取更多援助前往华盛顿，拉拢了一批有力的美国朋友，包括罗斯福总统的亲信霍普金斯，当时的财政部长摩根索、报界大亨陆席等人。战后再由孔祥熙等赴美加强其力量、争取更多美援，操纵亲蒋的美国舆论，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两人都坚信天下人都可用钱收买。民进党执政以来，在美国雇用公共关系公司从事游说的经费增加了好几倍。
美国对外使用资源的优先次序，其心中自有一把尺度。冷战时代，美国决策者始终认定苏联才是真正的敌人，所以在朝鲜与中国开战是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为此美国不轻易给台湾国民党政权保台或保外岛的承诺，以免与大陆再次开战。
美国虽然从未排除签订多边或者双边防御条约的可能性，但在台海危机爆发前，这件事在国务卿杜勒斯诸多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中，很靠后。第一次台海危机，大陆炮轰金门才为台湾与美国结盟踢进临门一脚。这件事足以说明美国为了保持行动弹性不愿与台正式结盟。为了解决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打算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火案以保持台海现状，才以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为条件，希望换取蒋介石不否决该案。美国大使蓝钦在第一次台海危机过后，感慨美国缺乏应对中共攻击外岛的计划，以致危机爆发后一阵慌乱，除了使用核武器外不知还可采取什么行动，却也不想发动核战，变成除了妥协外，别无他途。
曾经的英国驻美大使法兰克斯爵士说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是“权宜主义加机会主义”。美国对的政策，依然基于从现实出发的利益算计。美国能够给予台湾的顶多算是“不确定的友情”。美国有人认为，如果现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中美关系将倒退30年，回到尼克松时代。那时是尼克松来中国访问，是美国人自己纠正长期对中国实行的不现实的政策，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