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住你的手

     舞台上，正在表演太极拳，我坐在第一排领导席上，后面是阶梯形的座位，所有观众都在我们身后。我的位子距舞台大约不到十米的样子。我是个近视眼，在这个距离，我觉得正好。我所说的正好是指我的视觉效果，我可以把她们的体形看得清楚，然而并不是对她们的面孔可以看到纤毫毕现。那些女人在音乐的伴奏下表演得十分投入，音乐是二胡笛子琵琶之类的东西，它们都是民族乐器，正好和太极功夫交相辉映。关于民乐我还是粗通的。恐怕没有人知道我除了经常在别人的报销单上写下我的名字的手，不仅在小小的竹笛孔上运指如飞，还可以拉出二胡曲《二泉映月》和小提琴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我坐在这里看她们表演并非装腔作势，我才是真正的内行。但我是公司的领导，我的后面才是评委，他们在给节目打分，他们可以决定哪个节目能拿一等奖或者压根和得奖不沾边。其实，不是我小瞧她们，在我熟练地玩弄那些民乐的时候，他们恐怕还不认得那些玩意儿呢。
　　这是夕阳红文艺演出，每年的九月，在重阳节快来的时候，公司总会把这些老人召集起来，让他们在平时只有年轻人现身的舞台展示风采。说到风采，他们的确称得上具有风采的，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风采。这些老人的沉稳和从容，还有他们的满头银丝，都是独特的风采和神韵。他们唱歌，跳舞，年轻人演什么他们就来什么。你看这太极拳，年轻人恐怕还玩不转呢。不过，如今这些所谓的老年人的年龄并不大，大的七十来岁，小的四十岁不到，整整一代人的差别。所以，有的看上去老态龙钟，有的倒像风韵犹存的少妇。可不是吗，女的四十岁就可以内退了。
　　带着这个想法，我在那些人当中比较着，看看哪个身材好一些，脸盘看不清，但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这时，我看见了她。我不觉一愣，心里有个什么东西跳了出来，有些模糊，慢慢地，一个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她成了老年啦？我一算，还真是的，二十五年过去了，她差不多四十好几了，如果办了内退，她自然就加入了退休工人行列。此后，我的眼睛像追光灯一样没有离开过她，她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她仍然在全神贯注地表演着，一招一势是那样的稳健，规范，她专注，投入，我的心却有点乱了。
　　二十五年前，我初中毕业后，每天跟着父亲在地里干活，有空就写写画画，再不就对着月亮吹笛子，我这两样技能都是小时候从我们大院的一位姓周的兄长那里学来的。他教我画画，教我吹笛子，我也喜欢，就一直没有放下。我吹笛子和画画，都是一种打发寂寞的方式，在农村，像我这样的人自然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正在我为前途担忧的时候，四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招工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有幸来到了谢桥矿，在采煤二队当了一名采煤工。作为一名农村青年，我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憧憬。生活也格外垂青我，刚到单身宿舍的时候，屋里几个工友按规定正在读报，我放下行李，他们帮我铺床，从行李卷里掉下一根竹笛，同屋的一个工友惊喜万分，他问我，你会吹笛子？我点点头。有人不相信，让我吹一段，我就吹了一段当时比较流行的曲子《扬鞭催马运粮忙》，那位工友急忙去告诉队长，那个报信的回来说，队长让我立马去一趟，我去找队长，队长又让我吹笛子。我已经从其他工友那里知道了成立宣传队的事情，我想，队长又不懂，他让我吹不过想证实一下。所以我只吹了一段，果然，他让我打住，说，来得正好，咱队也有人才啊。他拨通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我说，你去宣传队报到吧。好好干。他像大领导似的拍拍我的肩膀。我去工会文化楼，离老远就听见那里传来二胡小提琴的声音，还有人在练嗓子。我去的时候，宣传队的齐师傅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房间里很多人，都是一些青年人，其中有个眉目清秀的女孩儿，她好像是个小头目。齐师傅让我当场吹一段，想试试我的活。也许是那个女孩子在场的原因，激发了我的表现欲，这回我没有吹《扬鞭催马运粮忙》，而是吹了一支难度更大的《塞上铁骑》。和队长一样，他在我刚吹了一小段的时候也让我打住了。只不过他比队长内行，他让我打住的意思是说，这么高的水平还用再听下去吗？从他的脸上我可以看出他对我相当满意，那个女小头目也满脸堆笑，我放心了。齐师傅让我留下来参加排练，还有半个月就要演出了。
　　女孩姓白，叫白菊，在工会负责宣传。那些天，我每天去文化楼排练，想和白菊呆在一起，根本不想回到队里去了。我好像就是工会的一员了。直到一天队长打电话找我时我才醒悟过来。我赶到队里，原来，队长不知从谁那里听说我会画画，就让我出一期黑板报，说矿里在进行黑板报评比。我刚参加工作，想表现好一点，就加班加点出了一期。我写美术字、画刊头画的时候，周围站着许多工友，我的耳朵里充满了赞美之词，那些话都很朴实，如“咱队的黑板报这回是盖了帽啦！”“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厉害！”“这家伙在咱队电线杆当筷子使，屈材喽！”我喜欢听这种话，它让我的发挥更加出色。所有文章都是从报刊上精选的，并且一个字一个字地工工整整地抄完了。
　　那次黑板报评比，我们队当仁不让地拿了一等奖。这一下让采煤二队出了名，我也出了名。我在宣传队的时候，工会副主席还向我打听过这件事，总之，我那时的感觉好极了。不久后的演出更是让我大出风头。我还和拉二胡的小李、弹扬琴的小孟一起演奏了民乐合奏《喜洋洋》，赢得满堂喝采。
　　五月一日的演出结束后，我立刻回到了队里。队长不让我下井了，让我干办事员，记记台帐，写写报道，有时也出黑板报。我成了队里的秀才，受人尊重。然而，我快乐不起来。我很快就找到了原因。演出结束了，一下子从热闹的文化楼回到清冷的队里，我一时难以适应，空虚得要命。睡在单宿的床上，我脑海里全是白菊的音容笑貌。说是音容笑貌，但很模糊，因为演出离开文化楼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工会，也没有理由去。白菊好像从我的生活里一下子消失了，我甚至忘记了她的模样。这让我很着急，我想立刻见到她，想找回她的模样。我在白菊下班的路上等她，终于等到了她。但是她和另一个女孩儿在一起，我们只是匆匆打了个招呼。我总算又把她找回来了，晚上睡在床上，我的眼前似乎有了一个更清晰的影像，让我大受安慰。
　　空闲的时候，我就去找小李，去听他拉二胡。他家离我家不远，几里路，可是却是另一个县。他老婆带着孩子，和他住在最北边的一幢楼的一间十平米的屋里。他是跟一个瞎子学的二胡，开始是瞎拉，后来又到县剧团里拜了一位老师，才开始正规训练。他常拉的曲目有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良宵》、《听松》，还有《赛马》、《江河水》、《豫北叙事曲》等，我喜欢听他拉悲伤的曲子，听着听着就想落泪的那种，把自己感动得不行。我后来也跟着他学会了拉二胡。我们还把小孟找来，一起演奏《马兰花开》、《步步高》等，那时，谢桥矿工房最北边那幢楼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音乐在缭绕。
　　我就在这样日复一日地打发着我的寂寞。掐指算计着，再过四个月就到国庆节了，排练要提前一个月抽人，那样，最多再过三个月我就可以和白菊在一起了。我盼着那一天快点来到。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和白菊接触的好机会大大地提前到来了。矿工会要去苏州买一些乐器，因为我内行，便让我陪白菊去。我一听队长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简直要蹦起来了。我克制着自己的激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才笑出了声。我想，我有机会是老天爷给我的，我更相信是白菊推荐了我。白菊给我打来电话，说票已经订好了，临走的头天晚上，她告诉我第二天早晨六点准时在文化楼坐车，有车送我们去市里。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觉，半夜了，还在床上烙饼似的翻来翻去，也困，困极了，可就是睡不着，满脑子都是白菊。才睡着，就被一阵砸门声惊醒，我才知道已经是次日六点多了。管宿舍的老赵对睡眼惺松的我说，你睡得像个死人！还不快点儿，白菊等你等急啦！他说完，还吃吃地笑了，是那种压抑不住的笑。我立刻来了精神>>
　　白菊的家在苏州，她这次要回家一趟。在车上，证实了我的猜测，是她向主席建议让我陪她出来的，我很感激。她说，你为我们出了力，我们应该奖励你，给你一次出差旅游的机会。她用“你们”和“我们”把我和她分开了，但我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俩一起了。她愿意和我一起出来，这起码说明一点：她对我印象不错。
　　我那时不懂什么交际，对如何讨好女孩子更是没有经验，一个农村来的青年，在那个年代，还能怎么样？也许是被突如其来的幸福冲昏了头脑，也许是对白菊的敬畏感，让我有些缩手缩脚，生怕让她不高兴，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就再也不能和她在一起了。在火车上，我们对面的一对青年男女有一些亲昵的动作，我和白菊装着看不见，但是，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我发现，她的脸红了。
　　一路上，白菊显得很高兴，她带着水果，洗好放在塑料袋里，拿出来给我吃。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了烙馍和咸鸭蛋，是她头天在食堂买的。我不禁感叹，她真是个细心人。在苏州下车已经是华灯初上了，白菊带着我坐上了公共汽车，下车后，又走了一段路，就到她家了。
　　白菊的母亲那时也就四十来岁，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我发现，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疑惑，可能是对我的身份有些拿不准。果然，我听见她和白菊在屋里小声嘀咕，白菊说她妈，你瞎说什么呀？她们用苏州方言交谈，但我还是听懂了，并且听出了白菊话里那种撒骄的味道，心里很受用呢。
　　晚饭我们简单吃了一点，我洗了澡，和白菊家人一起看电视，白菊的父母和我聊了我一会儿便进屋了，我和白菊在客厅里一边吃着水果，一边看电视。白菊在家里穿上一身睡衣，把头发披了下来，这副样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呈现了她的另一种美，让我感到了一种家常的亲切，好像我和她成了一家人。晚上都早早地休息了，我睡到床上后，白菊还来过我房间，检查了一下窗户，交待了一些事项，然后道了晚安才离开了。我看着她的背影，那件睡衣把她的身材勾勒得十分动人，她的腰看上去很细，臀部丰满，那件短裤依稀可辨，让我怦然心动。我真想握住她的手，拥她入怀，可是>>她突然转过身来。我的目光又与她的相遇，她莞尔一笑，带上房门。
　　黑暗笼罩了整个房间，白菊消失在我的眼前。
　　也许舟车劳顿，我一夜睡得很好。
　　第二天，我们去买乐器，很顺利。第三天，白菊带我去了虎丘塔、寒山寺。那些景点我真不敢恭维。虎丘塔已经有些倾斜了，用上了一些铁丝，让人望而生畏。寒山寺就巴掌那么点大，没什么看头。也许当时我的心不在那些景点上，我一直在脑子里做思想斗争，我该怎么办？白菊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对我有没有那个意思？我全然不知，所以困惑，茫然，还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看她的样子，对我有好感，但还不足以确认那是爱情。有时我会产生一种轻飘飘的感觉，似乎白菊已是我囊中之物，非我莫属；有时又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是那种她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人。有时我想，她凭什么爱我？想到这个问题，我的心就会变得冰凉。
　　在苏州的那几日，我就是在这种彷徨和迷茫中度过的，幸福和痛苦一起向我扑来，让我无比快乐又心乱如麻。
　　从苏州回来，我照常上班，日子恢复了平静。一天，队里有位工友问我是不是和白菊在谈恋爱，我想否认，又觉得没有必要否认，就采取了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一天，班长让我接电话，说是白菊打来的。我兴冲冲地跑过去接电话，里面传来了白菊愤怒的声音，她指责我到处散布谣言，把根本没影儿的事说成了有鼻子有眼的事实。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手拿话筒，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额头直冒汗。白菊还在电话里哭了，她的哭声让我心如刀割，可我连一个安慰的字眼都没有给她。也许我这种态度增添了她的误解，她更加生气了，最后，她说了一句“你撒泡尿照照镜子吧！”然后电话里就传来了忙音。我想象她一定是非常气愤地把电话使劲地扣在了机座上。
　　先是震惊，后是困惑，然后是伤感、委屈，最后，我也生气了。我为什么没有生气的权力呢？她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从苏州回来才几天？她的变化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我是无辜的，我想打电话向她解释，可又觉得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这种事情越解释越弄不明白。我赌气再也不去工会排练了，我要用这种方式捍卫我的尊严，告诉人们，我也不是谁都可以欺负的。白菊不是在工会负责吗？我不去排练就等于拆她的台，少了我的笛子，那个乐队就会死气沉沉。我的缺席让那些新买的乐器派不上任何用场，想想我都要笑出声来。我甚至想到了白菊打电话来向我道歉，求我继续参加排练，她在电话里说，你可要支持我的工作哟。这时，我的倔脾气上来了，我不去，直到后来她在电话里哭了，我才答应了。这时候，我盼着国庆节的到来，再也不是希望与白菊相聚了，而是等待着一个谜团的被解开，等待着报复的快意早日到来。
　　可是，直到九月十号，工会还没有打电话给我们队长说抽我去排练的事儿。我彻底绝望了，难道不演节目了？我转到文化楼去打探情况，远远地就听到了唱歌和一些乐器的声音，我在那乱糟糟的声音中听到了笛子的“细嗓门儿”原来，那处声音有些躲躲闪闪，完全是怯生生的感觉，我冷笑了。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找我，宁愿找一个蹩脚的家伙滥竽充数。随他去吧，有好看了。
　　国庆那天的演出我压根就没去看，我和几个哥们儿在矿门口的小酒店里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划拳，老板娘李莲香像老婆似的侍侯我们，她的鼓鼓的奶子，她圆滚滚的屁股成了我们最好的下酒菜。也就是在酒桌上，我听说白菊喜欢上了机关的一个小白脸，那人的父亲是个矿领导。我喝了个酩酊大醉，被工友架回了宿舍。听同屋的工友说，我吐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我就向队长提出要求，我要下井。我觉得如果在队里继续干办事员，我可能会消沉下去。现在想想，那的确是一个英明的决定，我不知道当时的我是如何有那种果敢精神和预见性的。那个生不如死的夜晚彻底改变了我的观念。我不怕苦，不怕累，从农村出来的人，什么苦累没有吃过？再说，我年纪轻轻的，不出力干什么？我成天和工友们下井作业，上井后，弄几个菜，喝几瓶酒，睡个塌实觉，那种感觉还真不错。我有文化，所以对业务我也开始钻研，虚心学习实践经验，晚上自己啃书本，还报名自学大专。没过多久，我就当上了班长，班长不算什么，我很清楚，但这是一个必要的台阶。有了这个台阶，我才可以站到更高的位置。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原来我认为离开白菊我一切都完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相反，离开她反倒成全了我。当了班长以后，我天天想的是队里的事，生产上的事儿。歇班时，我就和大伙一起玩，喝酒，我尽可能让自己变得粗鲁一些，像一名采煤队的队长。当然，学习的事我一直没有放松，如果想再上一步，不学习肯定不行，我不能像那些没文化的矿工，没有任何奔头，只想到月底拿钱，呆在采煤二队一直到退休，我的目标像我的胃口一样越来越大。
　　单位里有个小青年，姓马，小马是新分来的大学生，队长让他当了办事员。小马会写报道，经常在我们刚创刊的矿工报上发表豆腐块。我鼓励他多写稿件，有的时候我还亲自审阅他的稿件，动笔帮他改一下。他还行，很快就上路了。我说的上路，不光指他的文字功夫，更重要的是说他这个人的脑子会来事儿，懂我的意思。他写采煤二队，写队长，写书记，也写了我。写我的那篇文章他在送宣传科前让我过目，我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即不张扬，又不保守，这小子连说“佩服”，我有些不悦，像不久，井下出了一起事故，井下皮带着火了，浓烟滚滚，幸亏我发现得早，让弟兄们戴上自救器，指挥人马迅速撤离。当时井下混乱不堪，人都慌了，不知所措。我责无旁贷地担当了指挥，带着大伙，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往井口奔去。我带了五十五个人出来，那起事故还是牺牲了两名工友，他们跑错了路线，救护队员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这起事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极其不幸的，但它却给我带来了命运的转变。由于我的突出表现，把事故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矿上对我进行了表彰，工会为我记个人二等功。矿长对我格外感激，我知道，是我保住了他头上的乌纱帽。不久，队里让我去北京参加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学习，半年后，我回来就被提拔为采煤二队副队长，三个月后我就成了队长。矿务局领导来，我在队里建立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还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并且进行了安全文化建设的初步尝试，在队会议室拉起了标语，在门前立了一些宣传牌（这后来被称作形象视觉识别系统），营造了浓厚的氛围。我还写了几篇安全文化建设方面的论文，经过小马润色后，在报上发表了。在煤矿，安全是天，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天，把安全搞好了，你的仕途之路就走得顺溜了。这是上次那起皮带着火事故给我最大的教育。只要把安全搞好了，你就有了资本。一死人，你干得再好，说得天花乱坠，反而自取其辱。我从井下带出五十多人，这就是最大的功劳。
　　小马很敏感，立刻动笔写了报道，不久，公司党委宣传部亲自派人来采煤二队取经。当年，安全文化建设推进会就在谢桥矿召开，我在会上做了经验交流。年底，我被评为公司劳模，接着又被评为省劳模，省五一奖章获得者。一天，小马请来了报社的几位记者，在矿来宾餐厅，我和书记陪他们吃饭，还有矿宣传科的几位，我向他们敬酒，说好话，把他们弄得飘飘乎乎的。然后从矿里要了车送他们回中心区，每人一件礼品，小马和宣传科的同志带他们去歌厅唱歌，据说玩得很开心。后来，我看到报上有采煤二队的系列报道，都是记者和小马合作的，比较全面地宣传了我们。到底是记者，写得真不错。一次，和其他几个矿的队长遇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说谢桥矿是个出经验的地方，一套一套的。我笑笑，不置可否。
　　不久，就有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白菊被那个干部公子甩了。那不是活该吗？这一步我已经料到了。听说了这件事后，我心里只难过了一小会儿，接下来竟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快。我这才发现，我的所谓进步，从一开始就是有动力的，这种动力就来自于白菊本人，一直与她有关。她伤我伤得太重。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那句话：“你撒泡尿照照自己吧！”和她分开后，有一次我真的撒过一泡尿，想看看能不能看清我自己的面孔，结果是，能看见人影，但看不清面孔。有人说，知耻而后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得感谢白菊，是她让我有了上进的力量。可是，时过境迁，我再也不愿意想这些昔日旧情了。仕途的一帆风顺，让我把目光放得更长更远，相比之下，儿女情长显得微不足道了。再说，我已经有了女朋友，结婚的事情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她是公司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上海师大毕业，不嫌弃我这个从农村来的矿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房子还没有买，中心区一批住宅落成，名额分到各个单位，分房方案还在制定中。
　　公司领导经常来矿上调研，深入下井解决问题，只要来谢桥矿，必到采煤二队，我就得陪他们开会或下井。老总对我们队的工作很满意，对我本人也流露出欣赏的神态，尽管不明显，但我仍能感受得到。这年八月，矿领导调整时，我被任命为安监站站长，副处级。这时，住房方案也出台了，我在中心区买了一套120平米的住房，只等女友放暑假结婚。
　　在我任职其间，谢桥矿每年都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最重要的是，从未出过事故。公司共有七对矿井，三年里，都有人身伤亡事故发生，只有谢桥矿平安无事。随着资本的积累，我三年后当上了副矿长。一年后，矿长到公司当副总，我坐上矿长的交椅。又过了一年，公司那位副总调北京任职，我接替了他的位置>>一晃二十五年过去，我从一个小青年，已经步入事业辉煌的顶点，也无奈地进入了生命的秋天。
　　
　　掌声响起来，我也使劲鼓掌。我抬头看了一下前方的电视屏幕，里面给了白菊一个特写镜头，是她。由于是近景，化妆过的她显得很年轻，岁月似乎并没有带给她多少沧桑感，她好像越活越年轻了。我与身边的副总老冯交流，我说这个节目太棒啦，又问他怎么看，老冯连声说不错，很见功夫！我想以此来影响评委们，让白菊这个节目拿到奖牌。身边的那位老冯把头歪过来，对我说，那个女的，那个年轻的，你知道她是谁的老婆吗？谁的老婆？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他说，就是李庄矿多种经营那个王老二。哦，我知道了。我说。王老二多年前就停薪留职了，听说发了。白菊嫁给他，我还真不知道。老大嫁作商人妇，还能好到哪里去呢？她怎么嫁给了王老二呢？生活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老冯是从外面才调来的，他居然比我还清楚白菊的事情，看他的样子，好像不知道我和白菊的事儿。这些年，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人事的变动，知情者越来越少。我想，我不知道白菊的情况，但她一定知道我，因为我成了公司领导，我在明处，但我不知道她对过去的事怎样看？
　　主持人宣布获奖名单，二等奖共有两个，白菊她们的节目是其中之一，正好是我和老冯上去颁奖。我们走上舞台时，老冯让我在前面，我便决定为白菊颁奖，心里多少有些紧张。我稳了稳情绪，大步朝白菊走去，握住了她的手，我的眼睛盯着她，只见她的眼里有泪光闪烁，脸上却洋溢着迷人的微笑！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悄声地对她说，别这样啊，你很美，还像当年那样。真的。她点点头，还是笑。她的手柔弱无骨，有些颤抖。二十五年前，在姑苏城里的那个房间里，在那个晚上，我多想握住这双手啊，可是我不敢，这一晃就是二十五年，我们都老了>>礼仪小姐站在身边，众目睽睽之下，由不得我感慨，我赶紧把证书从礼仪小姐手里接过来，递给白菊。我说：“祝贺你！”她说：“谢谢！”然后，她举起证书向观众示意，我站在她身边，鼓掌。此时，音乐和掌声混在一起，在大厅里回响，在强烈灯光的照射下，我觉得眼前有些恍惚>>
　　责任编辑 张艳茜
　　
　　白丁 男，1960年出生，江苏镇江人。1９90年开始创作，迄今在《江南》、《小说界》、《雨花》、《北京文学》、《西湖》、《长江文艺》、《青海湖》、《阳光》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文学评论60余篇。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芳草文学奖，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作品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短篇小说选刊》转载。著有长篇小说《蝉蜕》、散文随笔集《我的太阳》和小说集《无法开启的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被人看破了似的，我想，他精明得有些过头了。